今年10月，桂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党委书记潘定权一审刑事判决书公开。

判决书显示，潘定权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疫苗销售、配送、推广、检测试剂及检验设备销售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364万元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9月8日，潘定权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潘定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其退出的受贿犯罪所得人民币364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潘定权于1964年出生在广西资源。21岁时，其担任资源县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不到一年转任资源县卫生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4年8月，潘定权任桂林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党委委员、纪检书记。从那时起，潘定权一直在桂林市疾控中心任职，逐渐升至主任、党委副书记。2020年4月至落马前，其身份是桂林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

2022年3月12日，潘定权官宣“落马”。两个月后，潘定权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不到半年，该案一审判决书即公布。判决书显示，2013年至2019年期间，潘定权利用其担任桂林市疾控中心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广西南宁康华医药有限公司在桂林市疾控中心的疫苗销售、配送、推广等业务上提供帮助，分5次收受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某1给予的现金共计216万元。

2017年至2020年期间，潘定权利用其担任桂林市疾控中心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广西南宁康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桂林市疾控中心的流感、手足口病等检测试剂及检验设备销售等业务上提供帮助，分4次收受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1强给予的现金共计108万元。

2019年至2022年期间，潘定权利用其担任桂林市疾控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在桂林市疾控中心的宫颈癌疫苗销售推广业务上提供帮助，分4次收受该公司桂林分公司区域经理黄某2给予的现金共计40万元。

即从2013年起直至落马，潘定权多次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上述三人给予的现金人民币共计364万元，并为三人谋取利益，收受上述款项后，潘定权分多次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或用于日常开支。

值得一提的是，潘定权不仅在酒店里、汽车上、小区门口等地方收受现金，更是于2022年年初直接在桂林市叠彩区叠彩派出所大门旁的路边受贿。

而派出所旁受贿一事发生不到三个月，潘定权主要受贿事实便被桂林市监察委员会所掌握。今年3月，潘定权被留置，其供述了上述主要受贿事实及部分尚未被掌握的受贿事实。

5月24日，潘定权被刑事拘留，6月6日被逮捕。两个月后，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人民法院作出前述判决。

对于该案，知乎“法度律师团”成员、北京市国理律师事务所孙禹律师向“法度law”表示，这起案件在法律层面并没有太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案件事实清楚，法院的定性也比较准确。

根据《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受贿数额在三百万以上的，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情形，依法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孙禹律师认为，本案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一些事实细节令人震惊，所反映出的问题值得反思。

其一，收受贿赂的时间跨度长，被告人在2013年至2021年期间多次收受他人现金共计364万元，甚至在当前高压反腐的大背景下并没有收敛。

其二，收受贿赂的地点特殊，根据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被告人曾在派出所大门的路旁直接收受现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肆无忌惮的心态。

其三，收受贿赂者的职位敏感，被告人曾担任桂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一职，利用职务便利为个别公司在检测试剂、检验设备、疫苗的推广和销售方面提供便利，而在当前注重防疫的大环境下，此类问题必是民众所关注的热点。

孙禹律师表示，本案所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在类似防疫等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行业或领域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如何预防和避免腐败？显然，无论是从本案还是司法实践的普遍状况来看，刑罚并不是治理腐败的最有效方案。刑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通常只有危害后果出现以后才能发动刑事处罚，而这种事后的处罚也包含某种无奈——即对腐败行为所造成影响难以消除。

因此，治理腐败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预防性措施是治理的重点，而刑罚只能作为补充性的最后手段。结合本案的情况来看，如果强化公权力行使的程序、公开和透明原则，或许就能避免个别行贿、受贿的发生。例如进一步完善疾控中心在疫苗、设备选用和销售方面的规则，使其更加透明，从而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又如落实财产公开制度，给受贿和受贿施加更多阻力。

知乎“法度律师团”成员、北京楷汇律师事务所主任潘利勇律师告诉“法度law”，从量刑上看，法院对潘定权的判决可以说还是适当的。因为他本人及其辩护律师对指控的罪名、事实、数额等都没有异议，根据司法解释，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潘利勇律师称，虽然潘定权有坦白、主动退赃情节，但这些都不是法定减轻情节，只能由法院酌定从轻。结合近年来法院对贪污贿赂案件的量刑标准，判处潘定权10年有期徒刑已经是最低限度了，但再高显然也不合适，因为还有很多涉案金额更大的被告人作为参考。

潘利勇律师表示，也许潘定权在工作岗位上做出过突出贡献，但一边表面上工作奉献，一边背后又贪赃枉法的“两面人”，显然是不能被国家、社会、人民所接受的。尤其是疫情当下，像潘定权这样在疾控部门占据领导位子的人，责任更加重大。绝不能因一己私利，让不符合安全、卫生、医疗标准的产品流向社会，否则将是在犯更大的罪。

桂林市疾控中心的网站上，还能检索到潘定权昔日的辉煌。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9月8日，潘定权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光荣称号。广西疾控系统仅有2人获先进个人表彰，潘定权即是其中之一。

2020年9月8日，潘定权出席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彼时，潘定权表示，今后将继续立足本职工作，带好团队，全力以赴当好党委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的参谋助手，为全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贡献力量。

不到一年，潘定权又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其表示，疾控人要尽心、尽职、尽责、扎扎实实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珍惜来之不易的荣誉。

“法度law”还注意到，此前已有多起疾控中心官员落马案件。

2021年12月，菏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郑连荣官宣“落马”。而在落马前一年，其被表彰为山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今年3月，郑连荣涉嫌受贿罪、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一案，经菏泽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鄄城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鄄城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鄄城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郑连荣利用担任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安徽阜阳疾控系统的疫苗腐败窝案也曾轰动一时。公开报道显示，2016年，受山东5.7亿元非法疫苗案牵扯，半年内阜阳市共有7名疾控中心主任因涉嫌受贿落马，包括阜阳市疾控中心主任杜杰、颍州区疾控中心主任魏利东、界首市疾控中心主任张东文、阜南县疾控中心主任刘振东、太和县疾控中心主任李某某、颍东区疾控中心副主任李和忠、颍泉区疾控中心主任杨刚。

今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重磅发文：聚焦民生痛点，持续就只医疗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文章提到，去年以来，中国疾控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原院长周晋，重庆市中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守富等多名医疗卫生领域厅局级干部相继落马。此外，还有一批基层医疗卫生系统领导干部被查。

文章还称，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斩断利益输送腐败链条，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的有力举措。